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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history last edited by Donny Lin 7 years, 6 months ago

經濟開發是否會為湄公河帶來環境惡化的問題?()          應華碩一 黃幼娟

幹流全長4880公里,流域面積約80萬平方公里的湄公河,被視為是世界上物產最豐富、生態最具多樣性的河流之一[1]。根據2012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公布的報告,2011年在大湄公河地區就發現了126個新物種[2]

然而,今天的湄公河卻因為"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面臨空前的河流汙染以及生態危機。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日前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大湄公河次區域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但是 70%的農村人口並沒有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益處;同時,經濟增長伴隨著人口增長,已經引起大面積的污染、土地退化以及自然資源耗減,進一步影響到可持續增長以及直接依賴自然資源謀生的農村貧困人口的生活[3]

例如在航運方面,2001年中國與緬甸、寮國及泰國達成協議,在湄公河經營大型貨輪。當上湄公河險灘整治工程完成,從雲南景洪至泰國清盛之航道可通行300噸級輪船後,大型貨輪可從雲南開往寮國,河床破壞,使得河底的岩石被泥沙淹沒,導致成千上萬的湄公河生物死亡,也改變了湄公河的潮汐現象。

隨著全球各經濟強權的介入,"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如火如荼的展開。姑且不論各國的戰略需求是什麼?當地政府與人民也樂觀的配合這些看似可以帶來繁榮富裕的計畫。但就這些計畫無形間所犧牲的自然資源成本而言,是令人擔憂的。其實湄公河的發展,現狀看起來似乎只有利於那些原本就富有的人,對於當地依賴自然資源維生的居民卻是一大傷害。

聯合國環境署就曾表示,大湄公河次區域必須採取措施,扭轉環境惡化的趨勢,為此需要積極的政治意願以及政府、企業以及公民社會之間牢固的夥伴關係。儘管大湄公河次區域涉及的六個國家已經開始通過亞洲開發銀行發起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專案採取一些改善環境的措施,但是當前仍缺少一個強有力的、可靠的實體對這些國家的工作進行推動和協調[4]

 

 

[1] 關鍵生態系統合作基金 (CEPF)中緬熱點包括整個非海洋的中國南部部分地區、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和越南。因為在殘存的天然生態環境中擁有獨特和豐富的動植物,中緬熱點是全球十大不可取代的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之一,並居最具威脅熱點地區的首五位。

[2]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發表日期 24 December 2012

[3]環境署:大湄公河次區域需扭轉環境惡化趨勢,刊登日期 2007-07-13報告指出,土地退化、水和空氣污染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是該地區面臨的最嚴重的環境問題。

[4]環境署:大湄公河次區域需扭轉環境惡化趨勢,刊登日期 2007-07-13

 

 

 

 

 

初探臺日經濟貿易關係-文獻讀後

海華碩-羅文嘉

 

 

[1]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就一直是臺灣最重要的經濟夥伴之一。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臺日經貿往來,來自於日本的直接投資與技術轉移,不僅為日本企業帶來經濟利益,也帶動了臺灣的經濟發展。

然而,在國際政治的制約下,[2]過去臺日的經貿交流原先是以民間企業的往來為主,雙方政府也比較少論及經貿夥伴或策略聯盟的概念。但在東亞經貿整合的發展趨勢下,與貿易密切往來的國家發展策略合作關係,已成為臺灣與日本強化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途徑。

[3]戰後初期臺灣與日本在貿易上的連結,除了殖民時期的歷史背景因素之外,韓戰的爆發以及美蘇兩強在亞洲地區冷戰的巨大變化,才是構成台日經貿合作的關鍵因素。

[4]另外,臺灣與日本在政治上的民主發展,也被視為亞洲民主國家的代表。為了維繫東亞地區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的價值,也

讓臺灣與日本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共同命運。形成臺日經濟共同利益的最大方向,是歷史環境下發展出的社經文化同質性。

 


[1] 任燿廷,2009。《東亞區域的經濟發展與日本》。台北:秀威資訊科技。

[2] 劉進慶(王宏仁,林繼文,李明駿),1993,《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出版社。

[3] 林鐘雄,1988。《台灣經濟發展 40 年》(二版)。台北:自立晚報。

[4] 李世暉 2012。《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之研究》。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3期。頁 165-83

 

 

 

 

課前分享-淺談後蘇哈托時期的印尼華人經濟(二):東亞碩二  林東余

 

儘管印尼華人於金融風暴與排華事件後之經濟發展受到打擊,但透過政府支援與一系列戰略重組、結構調整及產業轉型等方式振作舊有之企業集團,並持續與新政府合作以推展當地經濟建設與發展,使其競爭優勢逐漸恢復且各自於該產業中有著新發展。其中,「經濟全球化」是印尼華人得以重獲印尼國內經濟地位之關鍵,並發揮極大作用。

 

「經濟全球化」是當前世界生產力快速發展之必然趨勢,主要表現為各種生產力要素跨國加速流動,全球市場之發展不斷加深加廣,各國與各地區間之經濟貿易聯繫與交流因而日益密切[1]。因此具體而言,經濟全球化係為資本追逐利潤所產生一系列現象之總和,這些現象包括商品、勞務、人員與資本之跨國流動,產生日趨增加之國際市場整合,讓全球各地緊密地相互連結[2],進而使得政治、社會、文化、思想、安全及環保等方面亦跨國相互影響並趨向同一性。

 

然而,許多經濟全球化之規則基本上是由先進國家制訂,而開發中國家則必須臣服於這些規則與體系之下,因此其經濟保護措施可能受到經濟自由化影響而被撤除,但若防護配套政策未至完備,其金融市場可能瞬夕之間崩解[3],因此如印尼等開發中國家須特別注意經濟全球化可能帶來之衝擊;不過對於印尼華人企業集團而言,經濟全球化反而成為開拓市場與擴大投資範圍之新契機。

 

對於如印尼等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於經濟全球化之影響使其擁有較多天然資源、人力成本低廉與政府政策優惠等有限條件,吸引跨國公司至印尼投資[4]。然而已落地生根的華人企業集團,因擁有雄厚資本基礎、完整金融商業網絡、良好軍政經商關係,以及在地優勢,而比起外國企業更有利基點取得領先優勢,使得金融危機與排華運動的華人企業,得以再度成為印尼經濟發展之重要成員。

 

華商林天寶(Putera Sampoerna)2005年脫售祖業杉普納香煙公司(HM Sampoerna)[5]獲得龐大資金,近年設法投資進入農林、電信及造紙工業等新興產業,其中因紙漿及造紙業在印尼具有極大發展前景,更是林氏極力鎖定之目標。而印尼手機通訊產業亦有無限前景,因此曾為印尼首富之華人黃奕聰(Eka Tjipta Widjaja)的金光集團(Sinar Mas Group)亦於2009年買下當地3G覆蓋率最高的Mobile 8通訊公司股權以拓展其電信事業[6]。此外,2013年印尼首富黃惠祥及黃惠忠的針記集團主攻銀行金融產業,2006年該集團透過Optima KCM公司及Dinamika Usahajaya銀行,取得當地具有規模之Harta Aman保險公司38.15%的多數股權[7],冀以拓展原有之銀行金融產業版圖。(系列之二)

 


[1] 陳秀容,〈試論印尼華人對該國經濟國際化的貢獻〉,《世界地理研究》,2000年,第9卷,第1期,頁28

[2] 李隆生,鄧嘉宏,〈經濟全球化的來龍去脈和省思〉,《2006全球化暨國際企業研討會論文集》,台中: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2006年,頁45-50

[3] 陳德昇,〈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兩岸關係與中國研究通訊》,2006年,1月號,頁19-20

[4] 林佩霓,顧長永,〈全球化之下的印尼與中國關係之發展〉,《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會議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2009年,頁6-7

[5]〈印尼華裔煙草公司轉售股權:政府促留國內發展〉,華聲報,20053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5-03/21/content_2723402.htm

[6] “Sinar Mas buys 19% stake in Mobile-8,” Telecompaper, 16/11/2009, http://www.telecompaper.com/news/sinar-mas-buys-19-stake-in-mobile8--702951.

[7] 吳崇伯,〈論印尼華人企業集團的經濟轉型與新進展〉,《東南亞研究》,2008年,第2期,頁67

 

 

 

 

篇章閱讀心得報告:

應用華語研究所 海華組  碩一   劉漢文

 

政治問題真能與經濟問題分開處理?

 

    過去,臺灣常被拿來與新加坡相提並論,在各方面加以比較,而兩者也確實有很多相似性。在臺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之前,這確實是兩個在很多方面都很接近的國家。曾經,臺灣也像新加坡一樣,在政治上及思想上對所有人民嚴格管制,臺灣也有極為嚴格的法律來限制人民的生活,臺灣人民也不能挑戰政府的威信及執政合法性,甚至存在明顯不公的選舉結果也必須全盤接受。但,這是過去的臺灣,卻是一直以來甚至未來的新加坡。

    的確,從經濟發展及生活環境的層面來說,新加坡的努力及成就是受到世界肯定的。但是,在光鮮亮麗的經濟成就之下,新加坡所產生及居住的,卻是一群沒有靈魂的人。筆者與新加坡的未來主人翁(13-15)有長期的接觸,當面對這群未來將主導新加坡命運的主角時,所感受到的不是精神與活力,不是創造與變化,而是一成不變的陰霾。固然,新加坡的領導階層在建國初期考慮到當地特殊的情況和背景而不得不採取某些中立化、特殊化的措施及政策,但這些在經過艱難的陣痛期之後,卻沒有跟著時代的趨勢轉變,反而成了扼殺新加坡國家生命力的最大兇手。新加坡這種所謂「選擇性的標準」,在政治上緊抓而在經濟上衝刺的做法,已經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幾乎沒有區別。換言之,對於一向積極反共的新加坡來說,不自覺地成為了一種「變相的共產主義」,是最令人覺得諷刺的偶然性的發展結果。

    臺灣在2000年經歷第一次的政黨輪替,雖然整個國家及社會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雖然到現在我們依然在磨合、在調適,但是給人的感覺是整個國家和社會是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我們雖然有不滿,卻是可以去期待未來有變化、有希望的。一個國家或社會,本來就應該要能容忍並接納不同聲音的存在。不同意見的衝撞才能產生進步的火花及能源。從這個觀點來看,臺灣人的確不需要羨慕新加坡人。而所謂的「好的政府比自由民主更重要」這樣的說法,也的確讓人不敢恭維也無法想像。也許,臺灣人在對國家的認同程度上還有努力的空間,但是在將自由與民主的權力還之於民的道路上,比之於新加坡,我們是穩步前進的。這也是臺灣之所以不同於中國最寶貴的精神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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