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前分享－西方國家與社會漸趨成為恐怖主義主要目標之雜談：東亞碩二 林東余
近幾周課堂上皆討論與外交及國際事務相關之議題，當中令我感到興趣的除了我國涉外事務中非傳統外交的發展之外，便是反恐怖主義及人道救援的議題。然而如同教授所言，在國際事務舞台上所討論的是各國如何因應令人措手不及的恐怖主義與行動，如何防範恐怖主義未來可能發展之態勢[1]，並於相關議題下取得國際社會之共識或制定有關政策與條約。例如美國十多年來主導西方多國向北韓、伊朗與伊拉克推動核不擴散典則之作為[2]，便是冀以透過國際社會之合作，降低擁有核武力量的上述國家，可能造成針對西方國家之恐怖主義行動的附加性威脅。然而，這些論點常是從西方強權國家之觀點與立場譴責、抨擊與打壓恐怖主義，反而忽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及其人民，為何成為現今恐怖主義及行動之首要目標，因此本文將試著淺論上述議題及相關因素。
自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後，恐怖主義之特質已確定由如車臣危機[3]等之內顯區域性轉變為外顯國際性，由美國主導的反恐作為便如火如荼地展開，反恐怖主義之相關政策與具體行動亦成為現今國際事務之顯學。或許避免恐怖主義所主導之行動與攻擊確實為各國首要之務，畢竟茲已成為威脅國際安全與和平之來源，因而聯合國亦有多項措施與決議以阻止任何可能之不幸發生[4]。但追根究底，一味卸責推諉並刻意將矛頭指向奉行伊斯蘭教國家的美國，難道從未有任何錯誤，不須為恐怖主義擴大為全球威脅與破壞負起主要責任？
或許從「文明衝突論[5]」之觀點，探析為何近年恐怖主義主要針對美國為首之西方國家，其立場與原因皆有偏頗而無法全盤解釋該議題[6]；但不可否認的是，「衝突」之成分確實存在且有日益俱增之趨勢。此外，恐怖主義帶來之衝突除了由顯見之宗教戰爭因素引導[7]，亦摻合諸如國家力量、歷史文化背景、現今國際局勢、經濟政治不對稱等較為間接或難以易見之元素，因此若如同美國政府純粹將恐怖主義歸咎於伊斯蘭極端主義份子或國家，並將雙方對立與二元化，勢必加深恐怖主義與攻擊針對西方社會與其人民之威脅與作為[8]。
謝福助教授即歸納出柯蘭筱對於恐怖主義之觀點：「一個激進組織之所以拒絕和平手段而採行恐怖行動，推其原因，是他們無法忍受曠日費時的合法機制來爭取支援及宣傳理念，他們不相信掌政者，也不相信能贏得多數民意支援的可能[9]。」因此，恐怖主義所引導之行為或許於文明社會中無其合法性，但若正常合法體制得以滿足異議者宣揚其理念與觀點，異議者不須被迫做出不得不為之恐怖攻擊或行為。
因此回到強悍對抗上述異議者採行恐怖主義的美國，其依靠絕對之軍事優勢恃強凌弱、為所欲為，並透過強勢外交政策主導國際局勢才是問題癥結所在[10]；更重要的是，美國積極於非民主地區與國家強力推行難以複製的「美國式民主」，更成為異議者主要反對並作為反對美國為首之西方社會的藉口之一，故恐怖主義漸趨針對西方國家與其人民幾乎是「被動」式作為，「主動」攻擊是情勢迫使之必然。
的確，現代社會反對任何形式之恐怖攻擊，然而相互尊重與寬容亦為維持世界和平與發展之重要關鍵，身為超級強權並推崇民主自由理念的美國不是不知，但倘若美國仍一味忽視其自我之錯誤與應負起之責任，國際恐怖主義與攻擊將如影隨行於以美國為首之西方國家，而國際社會冀盼之和平目標將成為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延伸閱讀：
林深靖，〈也是911－智利事變40年〉，中國時報，2013年9月11日，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3091100402.html。
賈鳳翔，石偉(2010)，〈基於恐怖分子的恐怖主義心理學述評〉，《心理科學進展》，第18卷，第10期，頁1660-1667。
[1] 劉俊偉，〈國際恐怖主義與未來發展趨勢〉，《陸軍學術雙月刊》，2009年，第45卷，第504期，頁159-162。
[2] 陳文生，〈人面獅身霸權與核不擴散典則：美國對北韓、伊朗及伊拉克核擴散之處理〉，《政治科學論叢》，2010年，第43期，頁86-97。
[3] 侯艾君，〈流放車臣人：原因、事實與後果〉，《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年，第85期，頁118-127。
[4] 楊永明，〈聯合國之反恐措施與人權保障問題〉，《月旦法學雜誌》，2006年，第131期，頁21-36。
[5] 關於杭廷頓所論述之「文明衝突論」，參見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6] 許紀霖，吳冠軍，〈世俗社會的宗教神經－「九一一」周年的反思〉，《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1年，第73期，頁11-21。
[7] 王俊榮，〈中東恐怖主義發展中的宗教與戰爭因素〉，《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頁50-56。
[8] 如今(2013)年9月21日於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發生之購物中心恐怖攻擊事件，據目擊者指出，犯案者之目標即是非伊斯蘭教徒，而喪生者亦有多位來自西方國家者。相關新聞參見尹德瀚，〈鎖定非伊斯蘭教徒…肯亞首都恐怖攻擊 22人喪命〉，中國時報，2013年9月22日，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110504/112013092200129.html；張沛元，〈肯亞商城遭恐攻，59死175傷〉，自由時報，2013年09月23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sep/23/today-int3.htm。
[9] 謝福助，〈恐怖主義與反恐怖主義之難題〉，《淡江人文社會學刊》，2002年，第11期，頁131-132。
[10] 楊吉林，〈反美主義：文明衝突亦或權力政治？〉，《語文與國際研究》，2005年，第2期，頁35-46。
變動的東亞與台灣因應策略 讀後 應華碩一黃幼娟
從這篇有點年齡(6歲)的論文，對照今日的東亞局勢而言，大部分的論點都顯得有些台灣本位，在講究"競合"關係的國際局勢裡，立場有些偏頗，和中共的競爭太多，合作太少。作者似乎預期中美日三國會發生某種程度上的軍事衝突，而台灣可以以地緣上的戰略優勢，得到美日更多的軍事合作與援助[1]。然事實顯示，在對中共的防衛上，美國選擇的東亞伙伴先是「日、韓」，後為「日、菲」，「美、日、台」的軍事合作[2]，從未成為美國的選項。而著眼太多於軍事戰略，也忽略了今日國與國的戰爭是全面性的，經濟、外交是現今戰爭的主戰場，談「變動的東亞與台灣因應策略」，豈可不談"經貿應如何合作"的議題？
「ASEAN +6」，東協加六的具體合作架構始於2005年12月14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召開的第1屆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3]，早於本文發表的2007年，作者卻仍主張"北京當局更有意無意地將美國甚至是日本與南韓排除在經濟整合之外"[4]，顯示作者有選擇性觀點，也降低了本文的可信度。
[1] 美國的承諾和日本的介入不是對台灣的慈悲，反而是對東亞區域安全及繁榮發展的必要保證。
[2] 最後，台灣的安全政策要認真思考可以如何去協助「美日同盟」在本區域內的強化，以醞釀一個既有利台灣，又有助東亞安全環境的大戰略。
[3] 東協加六係指東協10個成員國加中國、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和印度，又稱「東協10+6」、「ASEAN +6」等。
[4] 從所謂「十加一（東協加中國）」自由貿易區概念和走向來看，中國更野心勃勃地企圖主導整個東南亞經濟整合的進程。在這過程當中，北京當局更有意無意地將美國甚至是日本與南韓排除在經濟整合之外，更遑論中國對於台灣所採取的經濟邊緣化策略（葉衛平 2001：134）。中國這樣的作法當然無助於東亞整體經濟合作和共榮的進一步開展，也為整個區域的均衡繁榮發展，帶來不祥的陰影。
海華碩－羅文嘉
冷戰時期，[1]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是處於「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的安全陰影，中國在國際擁有的政治遠大於其經濟影響力。而至冷戰結束後，[2]中國與東協的關係迅速改變，特別是從 1978 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日見功效，無論就貿易量、貿易依存度或者貿易體制(諸如關稅或外資經商環境)，經濟產能與整體國力逐漸迎頭趕上高度開放的貿易國家。[3]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對外的經貿實力就更加受到世人的注目。中國未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前，對外關係大致僅於第三世界及非洲國家，隨著中國國力逐漸增強，對外的經貿關係當然受到更多的注目。
[1] 冷戰時期，中國遵循列寧「革命輸出」的理念，鼓動東南亞國家的共黨武裝奪權，例如 1965年發動的「930 政變」。除此之外，從建國以來，中國與鄰國曾發生多次邊境衝突，70 年代出兵越南，並在 1988 年在南海發生海戰。這些因素使得雙方在冷戰時期雙方的關係沒法大幅的蓋善。
[2] 陳浩華。21 世紀中國外交策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頁 105。
[3]龔信傑。〈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關係：策略與挑戰。〉。
篇章閱讀心得報告:
應用華語研究所 海華組 碩一 劉漢文
善用媒體的特性，成功地提高臺灣的影響力
在這個資訊工具及獲得管道發達的時代，人們比過去更容易獲得他們所需要的
各種知識或訊息，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到各種媒體的影響甚至在價值觀的建立及判
斷上受到牽引及主宰。各種型式的媒體為人們打開了通往未知世界的管道，也在某
種程度上為人們建立了世界觀。媒體的影響力實在不可小覤而更應加以好好運用，
使其能達到「小兵立大功」的效果。
美國這個政治大國，靠著籃球及棒球這兩種運動項目與各種媒體的結合，不但
成功地將單一運動項目貼上了美國的標籤，也更普遍地將美國的影響力滲透到其他
國家（甚至是敵對國家）一般人民的生活中。而我們的近鄰大韓民國，在過去的十
幾年來，更是成功地利用所謂「置入性行銷」[i]的手法，以全民的力量將整個國家推
上國際舞台，大大地提高了國家的曝光率和影響力，也政府和民間都帶來了極大的
收益和看不見的政治效果。可見，不論在國際上的勢力強弱或影響力為何，一個能
善用媒體效能的組織(包含政府等政治性組織)，最終就能將其特定行為的效果及影響
達到最大、最深的程度。
過去的數十年間，在除了國際性政治活動以外的各種領域，其實臺灣的民間力量
已經為國家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國際形象及國家特色，正如過去的新力(SONY)及今日的
三星(SAMSUNG)，不必靠政治力量的強大，依然能在國際上利用媒體為國家及公司建
立起強大而深刻的形像及影響力，堪稱是真正的國家與民間充分合作，推展全面的全
民外交、實質外交。反觀臺灣的領導階層，似乎還沒有真正意識到媒體這種非政治手
法的影響力，也似乎沒有好好善用民間組織在非政治的領域中所建立起來的影響力，
依然執著在聯合國會員身分的追求，邦交國數目的增加以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
勢力的競爭這類短期內難以有明顯突破得議題上，使得提高臺灣的國家影響力及建立
更為廣泛而深入的國際形象成為越來越難以達成的目標。由善用媒體這一點來看，大
韓民國政府與民間媒體組織合作的模式，的確值得我們多加學習。
[i]置入性行銷（Placement marketing，又名置入式行銷），或稱為產品置入（Product placement），是指刻意將行銷事物以巧妙的手法置入既存媒體，以期藉由既存媒體的曝光率來達成廣告效果。行銷事物和既存媒體不一定相關，一般閱聽人也不一定能察覺其為一種行銷手段。